对很多人来说，慈善是两极的：一头是捐赠者——伴随着聚光灯、大把钞票、大量物资；另一头，是受赠者——灾民、贫民、一切需要帮助的人群。从捐到受，似乎就完成了关于慈善的整个动作。

其实在两极的中间往往还有一群人，对他们来说，慈善不仅仅是一时善心的体现，而是一种生活、一种工作。他们不是郭美美，也不是红某会，他们是志愿者。

其实，志愿者们也是一群慈善家，他们捐赠的，不仅仅有爱心，还有行动，付出的甚至还有工作、生意——虽然过度忽略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往往不被专业的志愿者团队所提倡。但他们想的，也许仅仅就是聚沙成塔，也许就是最最朴素的平等，也许只为证明—— 虽然付出的金钱不一定很多，但行动和爱心，也能让他们成为慈善家。

    谁在做慈善？

    倡议城市人群向偏远地区贫困群体捐赠冬衣，“衣加衣”温暖行动一开始，让人看到了无限的热情，捐赠冬衣的爱心人士不计其数，收衣点每天都是堆积如山。可由于志愿者的严重缺乏，大量的工作只能压在数量有限的几个人身上，负责整理衣服的志愿者每天要工作到很晚。在整理衣物当中，捐赠的旧鞋，因为不方便清洗、消毒，时常被分拣出来，“人家捐的是份爱心，如果不能送到被捐赠者手中，太可惜了。如果多一些志愿者，对旧鞋进行清洗、消毒，这些爱心或许就能被送到了。”这是志愿者周俊的心声。一方面是捐赠的热情，另一方面后期基础工作受冷落。在更多人愿意把爱心献出来时，怎样才能不会因时间、人力的限制，把这些爱心完整地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爱心个人

（志愿者将衣服分类）

    “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赚那么多钱干吗，有吃有喝就够了，能帮别人一点是一点。”

    “妻子没抱怨我，坐完月子，还带着孩子到收衣点上看望我，并帮忙照看。”

    “参与慈善活动的都是有爱心的人，现在谁都忙，但只要有爱心，再忙都会来。”

    付颖，是“衣加衣”云南省志愿者的组织者。自己开着茶店，年底了，买茶送礼的人多了，店里的礼盒、货物堆得像山一样，与货物一起堆着的还有要送去山区的衣服。付颖的茶店是“衣加衣”活动一个存放衣服的点。

    “衣加衣”活动开始，付颖主动与腾讯联系，要求负责云南方面的活动事宜。现在，志愿者的招募、调配，收集、整理衣服，安排物流，派送、发货，每一样事情，付颖都要过问。在几个点之间跑来跑去、协调各种事宜，付颖顾不上店里的生意，“生意估计是废了”，付颖笑着说不心疼，“一辈子就那么几十年，赚那么多钱干吗，有吃有喝就够了，能帮别人一点是一点。”看着郭秀全费力地搬着打好包的衣服，付颖说，“像这样的事本来不该由秀全做的，他主要负责处理信息，协调爱心物资发往什么地方，但没办法现在人手太少了，招不到志愿者。”郭秀全、黄芳、李朝美这些活动的主力，也都是临时组织到一起的。

    “衣加衣”活动，是付颖第一次参加大型的慈善活动。11月开始组织活动，付颖感觉最明显的是志愿者太少。志愿者的招募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但参与到衣物整理工作中的志愿者真的太少了。”付颖说。

    周俊，在互联网上看到“衣加衣”宣传后，本想自己申请一个收衣点，但由于活动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申请到，周俊只能到生活新报收衣点帮忙整理衣物。说是帮忙，其实一天下来，周俊的工作量特别大。“志愿者少的时候只有两名，每天有几千件衣服，等着我们整理、挑选、分类、打包、记录。”为做志愿者，周俊还向单位请了假，白天在生活新报整理衣服，晚上回去还得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相较周俊，李朝美还要辛苦些，往往在周俊走后，李朝美还要继续工作几个小时，经常会忙到晚上9点多甚至是10点多，没有公交车了，就走路回家。让李朝美安心做志愿者的是，“公司老总比较支持，说反正是做好事，只要公司没什么事就可以不用去上班。”

在整理衣物当中，捐赠的旧鞋，因为不方便清洗、消毒，时常被分拣出来，周俊每次都要说：“人家捐的是份爱心，如果不能送到被捐赠者手中，太可惜了。”如果多一些志愿者，对旧鞋进行清洗、消毒，这些爱心或许就能被送到了。

    郭秀全守在收衣点外面，有爱心人士捐衣服了，他就不停地说谢谢，没有人捐衣服的时候，他就到里面帮忙整理、搬运。这一天的中午，公司又打来电话，让郭秀全下午到公司的一个工地上处理一些事情。挂断公司的电话，郭秀全的电话马上又响了，“不回来了，你跟妈妈弄饭吃好吗？”是家里的电话，“还好，大点的孩子有11岁了，可以照看一下家里的事。”挂了电话后，郭秀全擦了擦额上的汗水说道。活动刚开始的时候，郭秀全的孩子才出生十几天，每天郭秀全做了饭就要出门，到收衣点上帮忙，中午他妻子只能自己热饭吃。“妻子没有抱怨，坐完月子，还带着孩子到收衣点来看望我，并帮忙照看。”

    郭秀全每个月2200元的工资，因为经常不到公司，每个月领到手上的只有一千多元，这一千多元要支撑着整个家。“只要有这份心，尽量去做些事。”以前在红十字会做志愿者的时候，郭秀全在11月的时候到过文山，那时已经很冷了，虽然他穿着厚厚的衣服但还是感觉很冷，“可那里的孩子还只穿着短裤。”这个场景一直在他心里，看到“衣加衣”活动后，他想到了那些孩子，于是就来了。尽管公司不支持他做志愿者，但他还是坚持着。“志愿者们的行动也感动着我。”郭秀全说，志愿者每天整理衣服很辛苦，他本来想向水企募集矿泉水给志愿者喝，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正式的慈善机构而没办法募集到。现在志愿者喝的水，是一位志愿者出钱买的，这位志愿者痛风腿疼得厉害，还坚持帮忙运了一天的货。“这些人真是太感动了。”

    “参与慈善活动的都是有爱心的人，现在谁都忙，但只要有爱心，再忙都会来。”黄芳说。“衣加衣”活动中，有开宝马车来捐赠衣服的，比如来捐过衣服的苏大姐，看见黄芳他们人手不够，每天都会过来帮忙收衣服。“但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在黄瓜营小区收衣点，每天衣服的捐赠量都很大，有个手推车运送进出的衣服会比较方便，我就到旁边的云纺商业区借手推车，但一辆都没有借到，很是伤心。”黄芳开着一家淘宝网店，她还专门用一套自己的房子做仓库，成“衣加衣”的一个收衣点。“这次活动规模大，志愿者又少，我暂时将淘宝店停了，专心做这个活动。”黄芳表示。

    爱心团队

（志愿者将衣服分类）

    “我不支持放弃工作、学习来当志愿者，因为我不希望家庭经济、工作、学习拖累到志愿者的慈善服务。大多时候，我会少安排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参加活动，我希望他们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将经济条件弄好了，才能更好、更持久地为慈善活动服务。”

作为志愿者，付出的很多，但能够收获的可能只有爱心，在付颖看来协调志愿者是件很困难的事。虽然也觉得协调志愿者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杨海龙不支持放弃自己的家庭、工作、学习来做慈善活动。

    杨海龙，是红十字会云南分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今年5月份调到募捐中心，此前在骨髓库工作。红十字会也在做着捐赠衣服的活动，杨海龙的朋友刘昱君在华昌路上开着一家服装店，刘昱君每天都在店里，所以，杨海龙将刘昱君的服装店设为了一个收衣服的点。刘昱君在看店的同时也兼顾志愿者。

    从2005年开始，杨海龙积累了40多名比较固定的志愿者，包括各行各业，学历层次和经济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在骨髓库时，杨海龙就一直在努力培养一个志愿者团队。“我一直要求志愿者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杨海龙说，放弃家庭、工作、学习来参加公益活动的志愿者有的只是激情，但不能持久。

    杨海龙不会让年轻的大学生成为志愿者团队中的骨干，“他们年轻、激进，但不持久。”杨海龙的选择标准是，30岁以上的志愿者来做骨干，在他的40多名比较固定的骨干志愿者中，他对20多人的工作、学习时间都比较了解，“在有活动的时候，我会根据他们的时间来协调，尽量保证活动时间会有志愿者在，又不耽误志愿者的工作、学习。”

    在后面的基础工作中缺少志愿者，在杨海龙看来，不可否认一些人在做志愿者时怀着高傲的心态，认为我要做就做最需要的事，而有的人喜欢做台面上的事，“台后的事做了也没人知道，不如不做。”另外，还因为没有固定的志愿者，都是临时加进来的，如果志愿者团队相对固定，就可以根据志愿者的时间协调，保证每天都有人在又不影响志愿者的工作和学习。

    持久，也是杨海龙一直强调的。他不支持放弃工作、学习来当志愿者，因为他不希望家庭经济、工作、学习拖累到志愿者的慈善服务，更多时候，他在协调志愿者的时候，会尽量少安排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他希望他们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将自己的经济条件弄好了，才能更好、更持久地为慈善活动服务。

    爱心企业

    “虽然在慈善事业中，不存在上层、底层的区分，但在广东非常活跃的民间公益组织中，都是中层以上的人士。因为，中高层以上的人士，在认识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他们思考得更多，能够考虑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有能力整合到更多的资源、聚集到更多的资金。”

（志愿者将衣服分类）

    春桃慈善基金会也是“衣加衣”活动的参与机构，他们为活动赞助了一部分资金。春桃慈善基金会方面的负责人徐丹说，必须要有企业的加入，有企业的运作才有资金的注入。因为春桃慈善基金会的性质，其招募的志愿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师范类院校的学生，到较贫困、边缘地区支教，也有媒体人等长期接触慈善事业的社会人士，但真正让春桃慈善基金会运作下去的，还是企业和企业的老总们。徐丹说，虽然在慈善事业中，不存在上层、底层的区分，老总也可以开宝马到深山里送爱心，但她也承认在广东非常活跃的民间公益组织中，都是中层以上的人士，像律师、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大学生组织、文化界人士等。因为，中高层以上的人士，在认识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他们思考得更多，能够考虑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有能力，手上有更多的资源，他们可以整合到更多的资源、聚集到更多的资金，有着强大的资金影响力才能做更多的慈善。“个人有热情，但是量不大，影响范围不够广。”徐丹说。

（由于严重缺乏志愿者，大量的工作只能压在数量有限的几个人身上，负责整理衣报的志愿者每天要工作到很晚）

    付颖也深深感到个人力量的有限，“连人家要捐赠两箱矿泉水，我们都没有正规机构的公章，现在我与郭秀全正在商量，准备注册一个慈善机构。”虽然受到很多限制，但有一个有名分的机构，是个希望，也是慈善活动的趋势。

    “AA”出来的温暖

（“红河送衣行”的志愿者有一个共同点：年轻、有活力、充满激情、有强烈想帮助别人的愿望 ）

    10多天前，来自深圳的30余名志愿者在乘坐大巴车进入云南时，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衣加衣”活动会在后面的几天内，“变得这么火”。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的初衷。“我们的想法只是为冬天没有衣服穿的孩子，送上一点实实在在的温暖。”志愿者深圳站副站长张永昌说。在媒体报道和众多爱心人士跟进后，冬季的爱心狂潮迅速让他们的工作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状态。

    红河送衣行

    “AA制”解决路上费用

    在衣加衣深圳爱心联盟的总群里，从总的决策到具体的运作，每天都在争论不休，同时也有着诸多质疑的声音。尽管如此，管理者仍然认为：“现在衣加衣就像一个公司，一个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公司，很多事情要去筹备，能做到今天的运作模式已经不错了。”

    确实，从募捐衣物开始，到亲自把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志愿者在用行动诠释着自己的原则和对公益活动的理解。而深圳志愿者成为衣加衣活动的主力，和这座城市的背景分不开。1989年，19位热心的深圳青年开通了“为您服务”的热线电话，为困难的创业者提供帮助，由此拉开了中国内地志愿服务的先河。到今天，深圳有27万注册义工，每年超过300万人次的义工服务，在这座城市，义工已经家喻户晓，“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观念深入人心。深圳义工无论是数量、服务领域，还是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都已领先于全国。（《深圳特区报》2011年12月4日）

    与深圳的特质一样，深圳的义工也以新移民为主，并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平均年龄28岁）。有学者认为，相对发达的经济、开放包容的文化、宏大的志愿者队伍、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有专业社工的引领，这些城市特质让深圳成为公认的“志愿者之城”。

    在本月的红河送衣行的深圳志愿者中，有在金融行业的白领，有在行政单位上班的公务员，也有在工地上挥洒汗水的农民工。虽然身份不一，收入差距也很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年轻、有活力和激情，有强烈的想帮助别人的愿望。

    这些，和财富无关。

    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用“AA制”的办法解决一路上的费用，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山区，为的就是亲手把衣服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在云南境内某个收费站经过交涉后，听到可以免除一千多元过路费的消息，他们甚至兴奋得起立欢呼。在他们看来，这些省下来的钱又可以多帮孩子们买点东西了。

    志愿者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为此也显得有些“强势”。这种“强势”的原则性首先就表现在和本地政府及学校的观念冲突：在志愿者到达的第一个小学，领队就对学校搞出的“隆重仪式”显得极为不满，虽然当地学校只是集合了腰鼓队在学校门口列队表示欢迎。

    “我们只是来献爱心的，不想麻烦他们，也不想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一名志愿者说，“最好就是我们把衣服送到，孩子们都在上课，不会发现我们的到来，然后我们卸下衣服就走。”

这样的想法普遍存在于志愿者之间，并被提升到原则的高度。而对于山区的师生们来说，表示热烈欢迎是他们自认为唯一能表达感激之情的方法。“他们都不听招呼，自顾自地做他们的。”志愿者离开后，曾有一名老师这样低声对记者抱怨。

    “这样不好，会给人一种情感的施舍与被施舍的感觉。”一名志愿者则这么说。

    因为公益他辞去了工作

    对28岁的李林来说，这种感触则更为深刻。作为本次云南之行的“侦察兵”，他先期抵达红河并进行了活动的诸多筹备，而在此之前，他还只是杭州建筑工地上的一名电焊工。

    李林的公益之路，源于自己从小的经历：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他，从18岁当学徒时开始就对捐助希望小学之类的公益活动非常感兴趣，并常常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捐助。但他也知道，毕竟自己收入有限，无法帮助到更多的人。今年8月，他在网上认识了后来的“衣加衣”活动深圳站站长阿兰后，立即辞掉了工地上的活儿来到深圳，随后又来到云南，开始送冬衣的准备工作。

    其实，在此之前李林也曾在北京开过一家工作室，自己掏钱收衣服捐给贫困山区，但随后有人认为他是把衣服洗干净后再拿去出售，为此，工作室不得不关闭。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这时的李林也暂停了自己的公益步伐。在接触到“衣加衣”活动后，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衣加衣活动引起巨大反响后，曾有网友发出感慨：“让衣加衣取代红十字会吧！”对此，李林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单说本次活动，就还有很多不是那么尽善尽美的地方。从送温暖的车队出发开始，他们虽然做好了面对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却没有充分考虑到云南道路的情况，就算连夜赶路，计划20个小时的路程也延长到了26小时；同时沿途所需的费用也大大超出了预期：志愿者们采用AA制，每人支付500元，多退少补，但最后算下来每个人要交900元，“光过路费就用了5000多元。”除此之外，在到达送温暖的小学后，崎岖的山间小路和恶劣的天气也让他们取消了一些原计划要把衣服亲自送到的村小学，而是由乡一级的小学代劳。

    “跟学校的沟通不够，物资的筹备也有点混乱，”李林说，“肯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12月16日，他才从深圳回到杭州，还在忙着协调一批20号必须要发到云南的物资。工地上的活儿已经撂下了很多天，他只能准备重新找工作，“现在不是我找工作，是工作来找我，因为不管什么工作我都肯干。”李林笑笑，现在他连农民工的工作都失去了。

对这个在汶川地震时就去过四川当志愿者的年轻人来说，他为公益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身边的朋友们都无法理解他。直到现在，他也没敢跟安徽农村老家的父母说自己的事，“父母年纪大了，不想让他们担心。”他语气平静，显得很淡定。

    相比来说，另外一个志愿者曹晶晶要好得多，起码她不会因为做公益活动而失去工作。这个“90后”女孩目前在昆明寻甸的一家酒店上班，工资有2100-2500元，却没有休息时间，“每个月要上30天班。”红河之行让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些时间只能通过调班补回来，一天要上16个小时。不过，她依然很开心，“老板也挺支持我的，能请到假。”

她“入行”的时间更早，16岁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贫困山区的面貌，和一些同学一起不知不觉就投入到其中，直至“欲罢不能”。红河之行，她的筹备工作功不可没，深圳志愿者们也都表示出了对这个“胖胖的少数民族女孩”的敬意。

    活动结束后，曹晶晶在家休息了一天，又将返回寻甸，之后的活动，她说还会继续参加，“只想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没有穿不上衣服鞋子的孩子。”她依旧在酒店里上班……